亦可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71页。

[40]参见注[38]，Robert Alexy ＆ Aleksander Peczenik文，第132-139页。德国表见代理学说的发展史表明，权威民法学家在通说形成过程中居功至伟。

第二，这种无中生有并不是依赖某种法律外的道德价值（比如正义、公正）来体系化。（图略） 图2 结合上一节对薄弱的融贯性标准的讨论，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为体系性的标准给出这样的一个界定： 一套知识是成体系的，当且仅当：（1）所有知识都在逻辑上一致，（2）其中包含普遍与一般的知识，（3）这些普遍和一般的知识能够延伸和扩展至相当规模的个别、具体的知识，（4）这些普遍与一般的知识能够以结构紧密的方式说明或证立上述个别、具体的知识。与此相比，如果我了解这种草的普遍形态和生长规律，我们会说，这类知识在增进人类理解上要比前一类知识来得更好。[22]法律文本语义和句法上多有模糊和歧义，条文和条文之间在字面上可能互相冲突，因而指示不明。当然，法教义学者也可以转而捍卫一种高度包容性的法教义学，但过于持重稳妥的立场会使得这样一种方法论立场失去独特性和可辨识度，将富有意义的方法论之争变成了关于教义学这一概念用法的言辞之争。

借由这种预测性权威（predictive authority），上级法院的意见或大多数已有判决的意见获得通说的地位。这一回应初步看起来是有效的，他们可以再一次重申实践是指妥当而务实地解决司法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四、两者关系辩证 通过对《威尼斯商人》四幕一场法庭辩论的考察，我们可体会，在经典的故事化涉法文学中，文学生产者既像法律人一样，会规范且内存化地框定法律问题的主线（否则我们会觉得遇到了一个文学法盲）。

[28]See Michael Jay Willson,A View of Justice in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nd Measure for Measure,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70, No.3(1995), pp.696-725. [29]See Daniel J. Kornstein, Kill All the Lawyers?: Shakespeare's Legal Appe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p.65-67. [30] See Ann Barton,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G. Blakemore Evans(ed.),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Houghton Mifflin Co.,1974, pp.250-251. [31]参见注[8]，第37页。严格说，诉讼中的法官、律师均有自己的利益，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最为要害，其为诉讼的直接动力。此外，原告甚至提出，其母亲下车救助自己，属于见义勇为，而被告应对其母亲之死亡承担全部责任。[56]于是，如果看到故事化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精心编排了人物、事件、情节、场景的叙事路径，那么，也需看到诉讼战场同样也存在编排叙事路径的用心，甚至需看到，在法学研究中，包括本文研究所提到的现实法律经验材料，并在其中寻找联系，亦为一种编排用心的表现。

是否改观境遇，不敢妄言。但伤者，不仅可能起诉要求动物园管理方赔偿，而且可能要求被告承担主要责任，其不仅可能要求赔偿，而且可能主张其母下车救助自己属见义勇为，从而要求更多的赔偿。

而本文另附着在现实故事和文学故事的微观图景中进行梳理、推演，亦在肯定式地践行法律与文学的叙述策略之际，期待对法律法学问题的把握有所助益。而相关的文学创作，如果的确成功或说真正俘获了读者的心灵，掀起了读者思绪的波澜，则必须且必然显示了文学生产者敏锐的对法律化事物人际之间细节关系的理解、推敲，同时，显示了这类生产者对法律化故事发展逻辑的熟练掌控。同样，此处分析，亦无压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之聪明程度的意思。比如，尽管反复提到了被告未尽到全力保护的义务，但在原告的陈述中有一点颇为重要，即首先承认自己也有不对之处，即擅自下车了。

实际上，此案中，很多旁观者当然可能包括法官，已知道事情的大概过程并看到了录像（事件发生时录像即已流传），如果不策略地提到自己有过，原告诉称的效果，在开始恐怕便会很不乐观。最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以归谬辩驳为嗜好的争论，似乎增加了主要理据的模糊性。即使位居文坛前列的大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曾从事法律职业或出身于法律科班，暗喻了文学中的法律颇有写作的社会身份根基，似乎也无法使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与文学有较大的认可度。这就是，某种意义上，需要看到建构与虚构两个概念，有时可能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此概念既清晰衬托着文学中的法律，使文学中的法律可自然成立。由此深入，不能忽视的，则是修辞有时对逻辑存在了一种绑架的可能性，这就是，让社会语言交流经过修辞效果，来坚定或动摇对逻辑的依赖。

本文还想推进另外一个理解。[40]法律人同样在某些情况下，会着魔地探索一个法律问题思路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这是其职责所在。

其中，需要的正是层层进入、步步衔接，而效果至少是在他人看来，此诉称很是严肃，且加强了诉称气势。在这里，我们逐渐可发觉、并能够触摸有关细节社会因素的关系网络。[14]参见王巍、曾金秋：《八达岭老虎伤人案当事人起诉动物园》，《新京报》2016年11月23日，第A01版。这里，因为修辞与吸引，所以，人们更易有情绪、有动力以想到更多的潜在细节社会因素。也像普通当事人一样，会尝试跳出法律行规的束缚，以求诉讼战场的拓展。概括看，诉讼战场及与之逻辑类似的广泛社会争论，将细节社会因素明确展现出来，没有战场和争论则是隐去了这些因素。

他们有时就像在今天网络世界浮现的，会令人措手不及地想到，玩电脑玩多了，看个电视都想快进。第三，在鲍西娅扮法律博士出现前，夏洛克起诉要求依约行事，必须割下一磅肉，所有人均感无奈，有指责夏洛克残忍的，有要求夏洛克仁慈一些的，有愿意代安东尼奥数倍偿还欠款的，[33]而这些都已表明，夏洛克在法律上已无可指摘。

[3]另有学者判断，其前景堪忧。面对未曾遭遇的复杂事件、纠纷或案件时，便可能变得呆板无策，甚至不知不觉地在认为只有自己是理所当然之际，却被外界认定为刚愎自用。

有学者认为，其渐式微。[4]参见苏力：《一直试图说服自己，今日依然——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20年》，《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84-85页。

[36]有学者做过大致统计，80%以上的观众或读者赞赏鲍西娅的诉辩。在此，若仅看到建构，自然是没有新意的重复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学者早已提到、且已深入研究的故事观点和理论。本文认为，围绕四幕一场的法庭辩论情节的叙事铺垫至关重要。See Ian Ward, Law and Literature: 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p.3-4; Richard H. Weisberg,Family Feud: A Response to Robert H. Weisberg on Law and Literature,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Humanities, Vol.1, No.1(Dec.,1988), pp.76-77. [2]See Kieran Doli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p.41. [3]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研究格局：从分立走向整合》，《法学》2017年第2期，第81页。

而国外法律与文学的学术实践尚属平稳，其已不限于英语国家。文学生产者的这种能力，既可说是富有天赋的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的巧妙契合，也可说是调动了叙事智慧以剪裁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第二，偶然的情况最终发生，安东尼奥的货船遭遇海难不能返回，安东尼奥无法履约偿还欠款，但其自己认定且坦然面对违约惩罚——割下胸前一磅肉，[32]故事氛围的演化开始走向悲剧。【摘要】 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涉及法律与文学的核心逻辑，对之深入辨析具有重要意义。

但作为社会分工的专业者，法律人终归受制于业内行规，而业内行规的一个特点，即在于压抑过分的灵性和思想突破，强调规范的一般性，如果法律人不断推陈出新，肆意挥洒才华，显然与法律的总体稳定性包括保守性背道而驰。比如，在前面讨论的老虎伤人案中，回忆甚或思考为什么有的参与者可以陈述得有意思，且似有说服力。

[42] 同时，我们亦可认为，真实诉讼战场参与者的积极且成功的诉辩努力，与文学生产者优异的涉法文学创作，完全有可能交映成辉。事实上，当鲍西娅说出既然你要求公道，我就给你公道，而且比你所要求的更地道，即必须在安东尼奥胸前割下一磅肉，但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而且不能流下一滴血，夏洛克只能哑口无言，[35]他人包括绝大部分戏剧观众或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觉得鲍西娅强而有力。依此论，怎样说有时确比说什么更重要。换言之，无论有怎样的可能性，还是有怎样的多样性，却都是法律内存化的。

最终的问题可归结为，这种文学叙事对法律人是否具有真实的意义。概言之，失去了可能性，大多数人便不会对其中的法律问题感兴趣。

对文学实践来说是如此，对法律实践而言未必不是如此。毫无疑问，法律与文学有其局限，但任何法律与其他某某学的研究均有局限性，故所谓的局限，不能成为否定法律与文学学术努力的理由。

参见刘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法律与文学》，《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第86页。比你想要的还要地道的霸气宣示，等于是在闪现不太地道与不太公道之际，点醒了与之相关且更为复杂的细节社会因素有待辩驳。